摘要：本文从包世臣和王茂荫关于行钞的目的、基本原则、纸币的地位、纸币的发行量、纸币的可兑现等方面进行比较，借以理清清朝道光、咸丰年间行钞思想的脉络及其所达到的水平。
关键词：包世臣、王茂荫、行钞思想
清朝进入嘉庆年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大肆走私、倾销鸦片，中外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和白银危机日益显露。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为镇压农民起义、抵御侵略，军费开支激增，加之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清朝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财政危机和货币危机，面对危机当时的朝野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和看法，“十年以来，中外臣工奏疏言钱法者，前后不下十余人，皆思贵钱贱银以挽积重之势。”[1]115其中主张以行钞（发行纸币）解决货币危机的方案颇为流行。包世臣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提出行钞主张，在嘉道年间有一定的代表性，[2]723王茂荫是咸丰年间第一个提出行钞的人，在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和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王茂荫分别上《条议钞法折》和《再议钞法折》，详尽地阐述了他的钞法思想，而且王茂荫的货币思想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2]805因此他们的行钞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理清这一时期行钞思想的脉络和所达到的水平。
一
包世臣已深刻认识到当时银贵钱贱的严重状况，他认为行钞不失为解决危机的一种辅助方法，“欲救此弊，惟有专以钱为币，一切公事，皆以钱为数，而以钞为总统之用，辅钱之不及。”[3] 1782同时包世臣感到铜钱价值低，“钱值繁重”，不利于大宗交易和转输，主张发行以钱为计算单位的“钱钞”，“辅钱之不及”，“代钱利转移”。他认为这样一来，“其总统轻赍之便悉归钞，则钞重而民趋之矣”。[3]1835 而“富民见行钞之便，知银价必日减，藏镪必出，镪出益多，而用银初益少，银价必骤减。然须消息盈虚，使至库银一两准制钱一千而止”。[3]1784可以看出包世臣主张发行的钱钞实际上是为他的“重钱抑银”理论服务。王茂荫提出行钞时，清廷正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茂荫主张发行纸币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当时清廷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危机，“粤西之军务未息，河工之待用尤殷”，“理财正不容缓”。[4]317当时清廷内部有行钞和铸大钱两种方案，王茂荫认为“自汉以来，不得已而为经国之计有二：一曰铸大钱，一曰行钞币。”二者都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而两者比较起来，王茂荫认为，“二者之利同而难经久也相似”，“两利取重，两害取轻，钞之利不啻十倍于大钱”，[4]317所以他主张行钞，反对铸大钱。作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可以看出包世臣和王茂荫主张行钞的目的都是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但是包世臣在主张行钞的同时要求“钞法上利国，下便民”[3]1778提出了一个“损上益下”的原则。所谓“损上”，就是说，行钞以后，过去以银起数者，都改为钱，斟酌现行行市，旧定银一两者折钱千三四百文。在财政支出方面，兵饷、廉俸等应支各项，都按照这个比价折钱，而财政收入正供各项则仍银一两钱一千文之旧，这样一来，国家财政当然会有损失，包世臣估计“初行之年上之所损当至千有余万”。但是，由于“损上愈多，则下行愈速，下行既速，次年上即可不损，以后则上之益也，遂至不可究诘” 这就是说，由于国家发行的纸币流通顺利，国家就可以从行钞中得到很大的利益，由“损上”转为“益上”。他又认为：“益上之指，总在利民，乃可久而无弊，若一存自利之见，则有良法而无美意，民若受损未见其必能益上也” [3]1788尽管包世臣所谓“损上益下”，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但是他能够提出“益上之指，总在利民”，毕竟是可取的。王茂荫本着“安民生”，“信为国之宝”的原则，提出“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 [4]138的行钞方案。这一点和包世臣的“损上益下”原则是一致的。
二
尽管包世臣认为行钞可以“辅钱之不及”，但是他认为“银钱实而钞虚”，[3]1780反对行钞而废银，说：“行钞而废银，是为造虚而废实，其可行乎哉？”。[3]1781在包世臣看来行钞纯粹是一种救弊的方法，“亦止救弊之良策”，“若即以为理财之大经则世臣示未敢附和也”。[3]1781 包世臣还反对发行大钞，他反驳王瑬（较早提出采取纸币制度）说：“钞宜始于一贯，终于五十贯。如尊说至千贯以便藏者，原行钞之意，以代钱利转移耳，非以教藏富也。” [3]1784可以看出在包世臣的心目中金属货币(尤其是制钱)仍旧主要货币，是财富的象征。王茂荫继承了历代传统的“钞虚银实”的观点，认为正常的货币流通应该是银与制钱流通。王茂荫也认为行钞是“两害取轻”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王茂荫行钞思想的核心是“以实运虚”“虚实兼行”的观点，也就是说，以金属货币的流通来推动和支持纸币的流通。王茂荫也反对发行大钞,认为“钞宜以银计”，“以十两者为一种，五十两者为一种，十两以下则可以钱便之者也”[4]318可以看出包世臣和王茂荫都认为金属货币是“实”，纸币是“虚”，因此他们的货币思想属于货币金属主义理论。包世臣主张纸币的发行额要有一定的限制，“初届造钞以足当一岁钱粮之半为度，陆续增造至倍于岁入钱粮之数，循环出入，足利民用即止”。[3]1784包世臣主张纸币最高发行量达到“足利民用即止”反对那种无限制发行，而且强调陆续投放，循环出入，以免形成对经济的骤然冲击。王茂荫也坚持必须严格限制纸币的发行数量，说：“钞无定数，则出之无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种种扰民，皆由此出。”发行多少纸币比较何时呢？王茂荫主张：“仿国初之法每岁先造钞十万两，……试行一二年，计可流通，则每岁倍之，……及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盖国家岁出岁入，不过数千万两，以数实辅一虚，行之以渐，限之以制。”[4]318王茂荫根据当时清廷的财政收入的数量和他的“以实运虚”，“以数实辅一虚”的主张限定了当时的纸币的最高发行量为一千万两。他又说：“若一旦骤然造数十万，势必不行，” 主张在发行过程中，要行之以渐，即逐渐增加发行，最后达到最高限额，不使大量纸币骤然冲击市场。包世臣和王茂荫都反对无限制发行纸币，强调循序投放、纸币发行量要有度。但是包世臣的纸币发行量先少后多，由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1/2量开始逐步上升到几倍于国家财政收入量，而且最高的发行量没有明确的数量，只以“足利民用即止”为限，概念模糊，可以说包世臣是以一“实”辅数“虚”，容易造成通货膨胀。王茂荫的纸币发行量是根据他的“以实运虚”，“以数实辅一虚”的理论，以当时清廷的年财政收入4000万两为据，测算出纸币的发行量为1000万两，这样可以依靠国家财政能力来保持纸币的币值稳定；而且他还提出先进行小范围的试验，相对包世臣的理论而言，王茂荫关于纸币发行量更具有操作性，而且他已经从感性上意识到金属货币与纸币发行间的比例问题，开始接近科学的边缘。
三
对于纸币的可否兑现，包世臣强调“虚实相权”：“轻重相权不相废，为古今之至言。行钞则虚实相权也。” [3]1780又说：“行钞能求实，何不行之有，……实既至则能御虚。”[5]“虚实相权”“行钞求实”，实际上包含了纸币的兑换性。王茂荫在他的两次行钞计划中都曾提出纸币的兑现，纸币兑现是王茂荫“以实运虚”的另一方法，在第一次行钞计划中，王茂荫提出的兑现办法是通过给各地银号、钱铺一定的利润，让他们担负起兑现的义务，“银号领钞，准与微利，每库平五十两者止令缴市平五十两，”[4]319然后“听民人等向银号兑换行用，并所为随处上纳钱粮兑换银钱之用。”“凡天下州县必令于城内立以收钞银号，无论本地异乡人，有持钞至者，或作交钱粮，或兑换银钱，均即如数兑交。”[4]320在此次奏折中他让银号承担兑现责任，按此种方法，国家既可通过发钞获得大量白银，又不承担任何风险。但是在国家没有给各地银号相当的准备金的情况下，无疑是异想天开。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为对付严重的货币危机和财政危机，急不可待地发行了大量不完全法偿的纸币——宝钞和户部官票。结果导致物价飞涨，工商业萧条，宝钞和官票壅塞，急剧贬值。从维护清朝的统治的目的出发，1854年4月，王茂荫又上了一道《再议钞法折》。在这次奏折中，他修改了他的兑现方法，即改由政府直接担负兑现的责任，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出：“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6]146-147王茂荫说：“宝钞准交官项，本自贵重，而人总以无可取钱，用多不便，若于准交官项之外又准取钱，自必更见宝贵。”[7]391他认为“若出示许民半年以后以钞取钱，似属无难，”只要在户局每月解库的钱中，按月扣提积钱三十余万串，作为兑现准备，他说：“或谓倘三十万尽而能给，将若何？臣谓此有二道，一则有钱可取，人即不争取。彼钱店开票，何尝尽见取钱？”“一则有钱许取，人亦安心候取。倘钱将尽，而钞纷来，竟不能给，不妨示期停止，令半年后再取，人亦乐从。经过一次发钱，人可知钞不终虚，自不急取。此法每年虽似多费数十万之钱而可多行百万之钞。” [7]391关于银票的兑现，他说：“欲求行远必赖通商，欲求通商，必使有银可取。既可准其抵交，何妨准其兑取？”“今欲于准交之外，再加准兑取一层，则钞益贵重，处处可取银即处处能行用，而不必取银。”“京城之中，凡商人之来者皆货物，而往者皆银，使银票得处处兑现，则京城之银可少出，而各路之银亦可得来，此又统筹全局之宜加意也。” [7]392最后，王茂荫在第二次行钞计划中，王茂荫通过分析了货币周转的几个环节，从疏通钞票流通着手提出了“使银处处扶钞而行”的“以实运虚”方案，“查银钱周转，如环无端，而人厥分三种。凡以银易钱者，官民也；以钱易银者，各项店铺也；而以银易钱，又以钱易银者，则钱店实为之枢纽焉。各店铺日收市票，均赴钱市买银，而钱店则以银卖之。今请令钱市，凡以票买银者，均必准搭钞，则各店铺用钞亦可易银，而不惮于用钞矣。各店铺不惮用钞，则以银易钱之人，无非用之于店铺，凡令钱店开票者，亦可准令搭钞矣。各钱店开票亦可搭钞，则以银买各店铺之票，而亦不惮于用钞矣。凡此三层关节为之疏通，使银处处扶银而行，此各行互为周转之法。”[7]392对于纸币的可否兑现，王茂荫对其阐述尤其详细，这是包世臣以及同时代其他人所不能达到的，也是正因为王茂荫一再强调纸币的兑现性，这与企图通过通货膨胀搜刮人民财富的清廷愿望相背离，因此王茂荫被咸丰帝斥为：“只知以专利商贾之，率行渎奏，竞置国事不顾，殊属不识大体。”[8]137-138不久，王茂荫被解除了户部右侍郎之职，对币制的发言权随之也被剥夺。但是出于对大清王朝的忠心，王茂荫不久又上了《为钞不畅行请禁民用银折》。在奏折中王茂荫认为纸币“行已数年，卒未能畅行而无滞者，良由以钞与银并用，而钞不能人人皆有之故”“（钞）银为国宝，等量齐观，无非取用于人，夫亦何轻而何重。第民间习用宝银，骤以一币虚注银数，而谓与宝银相等，其相似之下，究不能不分虚实于其间，而启人轻钞之见；”[9]332在这里王茂荫仍然认为银为“实”钞为“虚”，认为宝钞、官票由于“以一币虚注银数”缺乏本金，没有可与之兑换的银钱，所以导致宝钞、官票的不畅行，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值得怀疑，他认为解决纸币不畅行可以“仿前明行钞之法，禁民用银，使人舍钞别无所用，以一天下专于用钞之心；推列圣普免之恩，以钞博施，使人有钞必各资为用，以急天下争相行钞之念。既一且急，而钞不畅行无滞者，无是理也” [9]332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泉化之权操于上，日日造作而无穷，富者之惠偏于民，人人欢欣而乐用，于以致我国家亿万年豫大亨之盛不难矣。” [9]333相比起他之前一再强调纸币的兑现性，此时王茂荫的解决方案只会加剧通货膨胀，有利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掠夺，而且这种方案实际上也是无法实行的。这再一次反映了王茂荫的阶级立场。
结语：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作为道、咸年间主张行钞的前后期代表人物包世臣和王茂荫都从救时弊出发，依据银“实”钞“虚”的理论，对纸币发行的原则、纸币在流通中的地位、纸币的发行量以及纸币的兑现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尽管包世臣行钞思想无多少新意，但是他所强调的纸币发行必须遵循“损上益下”的原则和反对无限制发行纸币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王茂荫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根据“以实运虚”，“以数实辅一虚”的理论，从国家财政收入、金融机构在纸币流通中的作用和纸币在流通中的几个环节等方面全面阐发他的行钞思想，他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科学的边缘，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尽管后期由于阶级局限性导致王茂荫的思想有所倒退，但是他仍不失为我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杰出的货币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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