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3期113页

芜湖开埠后金融市场的变化

朱海波 

摘要：芜湖是近代安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随着芜湖开埠和芜湖米市的兴盛，芜湖的金融市场逐渐由传统向近代嬗变，并围绕着米市形成了有别于其它通商口岸的金融市场。

关键词：芜湖；开埠 ；金融市场

the changes of wuhu money market after the port opened

zhu hai-bo

(Schoolof Soci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

Abstract: Wuhu is the modern Anhui only foreign trading port, with opens the port and the Wuhu rice market prosperity, Wuhu's money market gradually by the tradition to the modern evolution, and revolved the rice market to form money market. Which had difference to other trading ports.

Key word: Wuhu; Opens the port; Money market

芜湖是晚清时期中国众多开放口岸中一个无论从开放时间、规模还是从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而言都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开放口岸，但是它又是安徽近代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而且它是近代中国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所在地，围绕着芜湖的开埠和米市的发展，芜湖的金融市场呈现出有别于其他通商口岸的独特的变化。

一、  开埠前芜湖传统金融市场的繁荣：

安徽省是华东地区的内陆省份，“据长江之中，左苏右赣，首鄂尾宁，雄富虽亚于汉、沪，而游历之客轮舰之往来，上至赣、鄂以上，下至宁苏以下，道必经于是。”^[1]p1长江在安徽省境内全长八百余里，河道常年水深在6-8米，万吨海轮可乘潮抵达芜湖。在铁路、公路没有普及之前，长江航道是安徽省联系外部的主要通道，而芜湖则是八百里皖江上的一颗明珠，它位于安徽省的东南部，是皖省的东南门户和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芜湖地处青弋江、水阳江、裕溪河与长江汇合处，是真正的“江津之要”。芜湖的腹地南迄浙赣，北达两淮，腹地内资源丰富，水运及其方便。^[2]p349历史上芜湖就是巢湖平原和青弋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被称为“长江巨埠”，“皖中之坚”。米粮贸易是芜湖物资集散的大宗，早在明朝的时候芜湖就成为“舟车辐辏、百货兴聚”的重镇，皖中、皖南的稻米多在此集散。清初，芜湖以生产铁制品而著称东南，其产品行销大江南北；芜湖的浆染业居全国之首，以织造之乡著称的苏、松一带也有不少棉布送往芜湖染色，“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此外芜湖的纺织、碾米业也比较发达。到清朝中叶芜湖已成为江淮商路上一座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3]

随着商业和贸易的发展，芜湖的金融市场逐渐地繁荣起来，“道光间钱业十余家，出入以现银无汇划，同治及光绪初年，通用二七宝、规元、制钱…，每年出入约为百余万。”^[4]p11钱庄主要从事货币的兑换和数额不大的存贷业务，还未形成汇划制度。明清之际，处于鼎盛时期的徽商沿青弋江到达芜湖，他们在芜湖开设钱庄，“安徽之有钱业，自徽州帮始”，光绪初年，芜湖已有裕泰、鼎泰、懋泰、万和、同和、瑞和等七家，大部分为徽商所开。^[5]p184清道光年间，山西日升昌和三晋源两票号来芜湖设立分号，后为徽商和本埠商人所仿效，芜湖票号达十几家。^[6]p910票号承担了埠际之间的汇兑业务，对芜湖的米粮等农产品贸易发展大有益处。典当业“嘉道间十二三家，光绪间七家，每架架本十余万，利率定章二分，满期二十四月。”^[4]p11这一时期的芜湖金融市场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市场的主体是以钱庄为主的传统的金融机构。

二、  芜湖开埠和米市兴起金融市场的影响

1876年9月13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一款规定：“由中国议准于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扎处所。”^[7]p349芜湖被正式辟为通商口岸，第二年芜湖海关成立。从此芜湖成为外国侵略者对安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的基地。自1876年开埠后，到20世纪初，各国在芜湖设立的洋行已达几十个，芜湖关进出口贸易额1877年为159万海关两，1899年增加为2028万海关两，至1912年猛增为2900余万海关两，为开关时的18倍。^[5]p189外国经济势力的入侵和中外贸易的扩大必然引起芜湖金融市场的变化，而芜湖米市的兴起和发展则是芜湖金融市场发生变化的又一重要因素。安徽省在清朝前期是重要的产粮区，“通省土产以米为大宗，”^[1]p813但是直至19世纪80年代初之前，芜湖并未形成固定的米市，芜湖大米及皖省其他地方的大米主要集中运往镇江七浩口市场交易，1882年李鸿章奏请将米市从镇江的七浩口迁往芜湖，从此芜湖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米市的地位正式确立，每年从芜湖出口的大米“运赴直隶、山东、福建、广东等处，平均计算不下三百万石。”^[1]p813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芜湖米市的鼎盛时期，从芜湖运出的大米在正常年份少则在三百万担，多则达五百万担，在1905年和1919年甚至达到了八百万担以上，^[8]p142-143时人用“堆则如上，出则为江”来形容芜湖米市米粮贸易的繁盛。

随着芜湖的开埠和米市的兴起，芜湖金融市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首先，传统金融机构发生嬗变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商业和贸易的需要，以钱庄为例：1840-1850年，芜湖有钱庄10余家，1898年发展为23家，1902年又增至30余家。^[9]清末，由于战乱钱庄尽行倒闭，但是至“民国八年米市复见兴盛，钱庄又增至十余家，民十四米市兴盛，金融活跃，增至三十六家。”^[10]p26钱庄的繁盛使钱业组织逐渐地发展起来，芜湖的“钱业公所在西门城外百家铺，光绪三十三年由本埠各钱庄积资建造，前至长街，后至河沿，内供财神像，所有市面行规以及存放银折，均在公所会议，至银钱价格日有三市，逐日由各庄来此议决，登牌公布，各业依为标准谓之牌厘。”^[4]p116汇划制度逐渐形成，加入钱业公所的钱庄“每日上午十时，各会员聚集公会汇划抵消款项，尾数另行找现。”^[10]p26芜湖的钱庄业日益成熟，钱庄的存放款数额“至光绪二十七年以后渐臻发达，出进汇划至一千三百余万，以米款为大宗。”^[4]p116随着芜湖和上海等城市的埠际贸易的日益扩大，芜湖的钱业为了维护本行业的信誉，芜湖钱业公会制定纪律，规定其成员必须在他们经办业务中遵守公会规定的汇率、利率、汇票及汇票允许兑付的天数等，否则将处一定的罚款并受到同行们的联合抵制，在上海钱业公会的要求下，芜湖钱业公会还通过了一个关于芜湖汇票的辅助规定，汇票一经被上海银行接受，并在交换文件后，芜湖银行（注：指钱庄）就要统一地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兑现。^[11]

其次，新式的金融机构开始不断在芜湖涌现，芜湖金融市场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1897年5月27日，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诞生，从此中资银行逐渐兴起，作为长江中下游重要的米市之一的芜湖越来越成为新式银行注目的城市，1906年安徽第一家管办金融机构裕皖官钱局在芜湖设立分局，芜湖旧式钱业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6]p910但是裕皖官钱局只是一个介于传统和近代之间的金融机构；1908年协和银行成立，这是芜湖最早的一家商业银行；此后在芜湖设立的银行或分行不断出现（见下表）。

抗战前在芜湖设立的银行及分行

资料来源：芜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芜湖市志·金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12－915页.

新式银行的出现对芜湖传统的钱庄产生了强大的冲击，银行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在各个方面与钱庄竞争，钱庄在“光复（注：辛亥革命）以后每年出进三百余万，比较光绪季年甚远，非因商务缩小，盖自银行开设，大宗营业多被吸收也”。^[4]p116与此同时针对米粮的运输和贮存，新式的商业保险业开始出现，芜湖开埠后美国一家保险公司首先在芜湖设立机构，1931年宝丰、中国、永宁等几家保险公司都在芜湖设立机构，这些保险公司都以火险、运输险为主要业务，到1935年，华商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已占芜湖保险收入总额的十分之三。^[6]p916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芜湖的金融市场形成了以银行为主钱庄为辅的多元化市场格局。

再次，围绕着米粮的加工、贮存和运输，芜湖的金融机构为整个芜湖米业市场提供了资金融通，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米市金融”。如前所述，芜湖的碾米业比较发达，随着芜湖米市的繁荣以及投资米业所带来的丰厚的收入，一些官僚、地主开始投资于碾米业，如1882年至1908年间，崔国英开的汇丰砻坊、崔登开的广厚砻坊和李鸿章家族开的源德裕砻坊等，而这些官僚在投资米业的同时往往还经营钱庄和典当业，如崔国英既开设汇丰砻坊，又开设汇丰典当，李鸿章家族既开设源德源砻坊，又开设源丰、源成、源庆典当，^[12]p11-12李鸿章之子在芜湖开设了宝善长、恒泰钱庄，^[13]p157这些人之所以投资两业，就是利用两业淡旺季节相反的规律，相互进行资金融通，使资金川流不息，实现资本利用的最大化。民国时期机器碾米业开始在芜湖兴起，它们的业务范围和砻坊业基本相似，但是机器碾米业的规模远远大于传统的砻坊业，投资机器碾米业非个别家族或个人所能承担，股份制碾米公司开始在芜湖出现，1920年芜湖汇丰碾米公司在《申报》上登出该公司的发息通知。^[14]股份制碾米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向社会进行融资，将社会的闲散资金汇集到米业，增加了米业的资本容量，增强了米业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入股的封建官僚、地主把他们的封建收入投入市场，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值。机器碾米厂和砻坊都设有堆栈，或自营或供客户堆存谷物，收取栈租。客户粮米存入，由栈出具栈单，凭以取货。客户如要用款，可凭栈单向银行抵押借款，一般按货值的六成抵押。^[12]p131928年以业务不断推陈出新而著称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芜湖设立商记堆栈，经营押款业务，^[15]到20世纪30年代，在芜湖的银行纷纷经营堆栈业，它们或自建栈房，或租用砻坊、碾米厂栈房，据统计至1932年由银行创办之仓库共九处，中国银行三处，交行五处，上海银行一处，共可容米谷三十三万石左右。^[16]p280抵押之风盛行，有的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经营堆栈和米市押款，如安徽银行和上海银行。^[11]p19银行经营堆栈和押款业务诚如上海商业银行所言“开辟了一条货品押汇新的途径”,^[17]使银行与米业紧密的联系起来，每年当米粮上市时，米商利用首批栈单向银行进行折价抵押，再购进米粮抵押，如此循环抵押，这样米商既解决了自身资金的不足，又加快了资本的周转，实现了资本利用的最大化，而银行则拓展了自身的业务范围，提高了银行在芜湖金融市场的地位，银行业和米业在合作中实现了双赢。

在芜湖米市的兴起和繁荣的同一历史时期，以上海为枢纽的沿江城市金融网络渐次形成，长江沿江城市形成了三个层次分明的金融中心，长江沿江城市之间的金融联系日益密切，而上海既是长江沿江城市的金融中心，又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以它特殊的地位对沿江城市形成很强的内聚与辐射能力。^[18]p193-194伴随着芜湖米市的日益繁荣，芜湖与上海的金融联系日益增强，“芜湖各行庄通汇地点，以汇往上海为最多，”“芜湖银行需现时，多由上海调拨，或运现来芜应用。”“统计本年(1934年)芜埠现金输出仅上海一埠，已达叁佰万元矣，”^[19]芜湖也形成了申汇市场,芜湖的钱业公所每天对申票汇率议价拍板挂牌为准,申汇买卖异常活跃。^[13]p160在芜湖米市的进出口贸易中，来自广、潮、烟、宁等帮的米号充分地利用申汇及上海在沿江城市的金融中心的地位解决米粮贸易中的资金周转问题。当内地米客、米贩运米抵芜后，如果“米号看样决定收买后，出期票向芜市钱庄用款，转向上海连号归账，买客即以期票向芜市钱庄提取现款。”^[10]p27芜湖钱庄十分乐意接收米号的期票，钱庄既可以通过期票的买进卖出获取差价之利，同时可以获得手续费，更重要的是芜湖钱庄可以通过交换期票进行同业往来，相互进行余缺调剂，实现芜湖钱庄向外发展的目标。米号则可以利用期票兑现期摆脱资本不足的限制，扩大业务。广、潮帮的申票在上海如兑不着现款，又可以转开“粤票”（即持票向广州有关钱庄兑现的票据），这样进一步解决了广、潮帮米号的资金问题。米号在完成米粮的异地销售后，在资金回笼过程中大都在上海进行轧账，申汇也都交给钱庄。^{[13]p160米号通过办理申汇既解决了资金的划拨，避免了资金的搬现，节省了大量的社会劳动；而且解决了债务的结算，甚至得到了信贷支持；在芜湖米粮的贸易中钱庄和米号结成了利益共生的特殊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芜埠自遭二十年水灾，商业萧条，金融停滞，各业莫不大受影响，尤以钱庄为甚。其原因系多由于放出账款，难以收归”。 ^[19]从此钱庄在芜湖金融市场的地位一落千丈，银行则在与米业的合作的基础上开始寻找新的合作点，1934年，广帮米号为解决米粮贸易中的资金问题向中国银行作了四万石米粮押汇，利息一分，汇款约为当货值70%。^[10]p27从此米号在米粮运销中常“就运货提单押汇上海，押汇约为五天期，汇水千元三元。”^[20]押汇作为现代银行的一项业务，实际上把汇兑和贷款两种业务结合起来，不仅以资金支持工商业，而且对埠际交易的买卖双方起到了中间信用作用。对于芜湖米号来说，在米粮贸易中只要能不断得到银行的押汇贷款，则可以需要少量自有资金就可以经营更大的买卖，解决钱庄衰落后所面临的资金融通问题。

三、结语：

芜湖的金融市场随着芜湖的开埠而逐步走向近代化，诚然在导致这种变化的众多原因中，外部力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外国势力的入侵和中外贸易额的扩大；但是芜湖米市的兴起和发展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芜湖市面之荣枯，亦视米粮交易之旺淡为转移，故米业不振，其他各业亦随之而衰落，”^[16]p165米市和金融的关系同样如此，米市兴则金融兴，米市衰则金融衰，正是芜湖米市对金融的这种影响使芜湖的金融市场在开埠后显现出有别于其他通商口岸的独特的变化，形成了具有专业特色的“米市金融”。